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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和邓名事先的交代有出入，但姜楠认为自己的命令并没有违反统帅的一贯做法，他被文安之从奉节军中挑出来跟随邓名后，就发现长官虽然不无缘无故地扰民，但若是关系军队安危的话，也不会手软。比如邓名一贯不攻打无法固守的城市，以免给清军报复的借口，但在九江听说有江西水师驻守时，就毫不犹豫地进行打击。

“无论是漕工还是漕头，他们的家人都不能受到伤害，抢x劫和杀人都要抵罪。”姜楠只是想保证明军安全，担心这个命令会导致士兵失控，所以特别嘱咐道：“若敢伤及人命，莫怪军法无情。”

在命令手下清除那些敌人可能予以利用的隐蔽所时，姜楠也将自己的命令和考虑向后传递。紧随其后的是武保平的部队，见到前面突然火起时武保平大吃一惊，以为前方发生激烈战斗，催促船只加快速度追上前军，但很快就有前方的使者赶到，向武保平汇报了姜楠的行动。

“原来如此。”听说不是遭遇敌军有生力量后，武保平提起来的一颗心也放下了，和姜楠一样，武保平也受到了一些骚扰，损失和前军差不多，大概有十个左右甲兵被砸起了包。武保平身边有几个常备军的军官，他们大多是张煌言的浙军出身，若是放在从前，姜楠的命令或许会让他们非常不满，因为和张煌言的教诲有很大不同。

不过这一年来他们跟着邓名南征北战，经历过的战争比以前在舟山的几年军旅生活加起来还多，这些军官就算没杀过人，也见过战场的残酷。

“上尉，我们也应该采用同样的对策。”武辰明对他的本家长官建议道，在别的军队中，被俘是一件很耻辱的事，但在邓名军中却完全不同，与李国英的那一战后，武辰明因为他在被俘前后的英勇表现得到邓名亲口嘉奖，在裁军时也被挽留在常备军中。上次的死里逃生让武辰明认为战争就是你死我活，仁慈只能是对自己人讲，就像邓名对待他一样。上次为了全军的安全，武辰明连自己的性命都打算牺牲，现在他觉得为了部队的安全，摧毁这些可能被清军利用的民居是一件很合理的事，尤其其中的住户还表现出了对明军的敌意：“如果鞑子在这些房屋里藏一门大炮，就可能杀害我军众多官兵，现在没有未必以后不会拖来一门，而且后军看我们顺利通过后，也会放松警惕。”

“嗯。”武保平思索了一番，见周围的几个浙江军官也没有反对意见，就下令采用和前军相同的策略：“传令下去，给居民一点时间让他们带走最值钱的物什。”

“绝对不许伤害人命！”在传令兵离去前，武保平再次强调道。

下达完命令后，武保平命令使者继续向后赶，把这些情况向中军报告。

……

邓名得到报告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此时他正指挥着主力从南面逼近扬州。

在挺进的时候，邓名率领的主力同样遭到了一些漕工的抵抗，面对人数众多，还拥有骑兵部队的邓名直属，这些漕工的抵抗显得更加不堪一击。

并不是每个漕头都像董笑野那样倾其所有组织抵抗的，再说上万两银子也不是每个漕头都拿的出来的，有些漕头甚至克扣了一部分总督衙门给的军费，带着更多的乌合之众来与明军对垒。

数千漕工组成的部队虽然看着不少，但战斗力与河道官兵也差不多，明军小部队的一次冲锋就能把他们打散，在向扬州前进的路上，除了一大批漕工外，邓名还俘虏了三个漕头。

这些俘虏邓名下令就地遣散，不给他们任何遣散费：“他们没有穿清军的号衣，不能算俘虏，我不能给遣散费。”

若是战斗力相同，当然是不穿军服的敌人比穿军服的敌人更危险，穿己方军服的敌人比不穿军服的敌人更危险。这个道理浅显易懂，而且有邓名火烧昆明这个现成的例子，他的部下理解起来都没有丝毫困难。

因此对于邓名曾经给军官们下过很明确的命令，若是敌人被俘时穿着清廷的号衣，那就给予人道主义对待；而如果对方不穿军服那显然是存着打明军一个措手不及的心思，明军也不必对这些敌人客气；若是发现穿着明军军服的敌人，更是一定要处死。

当时任堂还笑称，善于乔装打扮的邓名定下这种政策，简直就是在责备自己以往的行为，而邓名答道：“若是我在昆明被识破，你以为吴三桂会放我一条活路吗？”

这次与明军对垒的漕工武装，正是邓名口中更危险的敌人，不过他并没有严厉处置这些俘虏的打算，因为对方对明军没有形成什么威胁；而且通过对漕头的审问，邓名觉得他们被清廷利用的成份居大，所以就宽大为怀一概释放了。

听到武保平、姜楠等人的报告后，邓名只是摇头：“漕工持械对抗我军，自然是敌军无疑，但河岸两侧的百姓并不一定都是敌人，因为十几个士兵被石头丢中，就放火烧了上千民居，似乎有些反应过度了。”

“可是，”拍回来的使者替右翼的几位上尉争辩道：“提督明鉴，说不定这是清军的试探，若是我们掉以轻心他们就会把战兵、弓箭手、甚至大炮派到这些民房中，对我军发动袭击。”

邓名也知道右翼的部队兵力稀少，若是侧翼和后路上有成片阻挡他们视野、可供大量清军隐蔽的民居的话，他们会心中不安。若是明军兵力充足，可以派出足够的哨探组成警戒线，或许姜楠他们还不会如此行事，但现在他们兵力不足所以只有把房子都一烧了之才能安心。

“所以我没有说他们做的不对，不过他们或许能有更好的办法。”

在这个时代，大概只有张煌言的军队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在军队和百姓的利益冲突中，张煌言坚定不移地站在百姓而不是他的军队一边，上次邓名听说过的因为几分银子就杀军士一事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即使舟山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张煌言也从来不允许手下掠夺沿海百姓，不强买强卖——即使是军纪较好的虁东军，拉丁征粮也是难以避免的。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张煌言的实力一直相当有限，追随张煌言的也大都是真正的志士。不过就算是志士，也希望获得更好一些的对待，邓名在池州赦免那个士兵一事就让浙兵很满意；尽管邓名军中大半是以前的浙兵，但对他优先保护军队利益一事也毫无抵触情绪——就连任堂，在军队中呆久了之后，也变得和在舟山时完全不同，自然而然地开始从军人的角度去看问题。

郑成功和张煌言有很大的不同，在上次的南京之战中，郑成功的闽军就有大量的掳掠行为，比虁东军的军纪还要差不少。部下掠夺民财的行为，郑成功从来没有给予过严厉处分，在他看来这些士兵都是提着脑袋来帮他实现中兴大明的事业的好汉，和他们相比，这些满清统治区的百姓对郑成功的价值要小很多。邓名甚至听说过郑军有谋财害命的行为，张煌言也曾当着邓名的面指责过郑成功，称丧失民心是导致南京战败的原因之一。但郑成功矢口否认，说闽军杀的人都是同情清廷的富户和缙绅，绝非是因为他们的家产，对于张煌言的指责，郑成功也愤怒地反驳说，军心涣散才是南京失利的唯一原因，民心当年不能阻挡满清南下，现在也不会导致闽军失利。

邓名自问学不来张煌言的本事，不过也不打算想郑成功那样地偏袒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