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火车站仓库回来后，何秋霖马上打电话，约见了那位北方来的老客户商洽，并与之签下了一份1ooo吨白糖的商业购销合同。在收取了下家百分之三十五的定金后，他自己补足至百分之五十的货款，现在只要付款给上家后，就可以拿到货了。于是，他通过银行转帐方式，将两百万打进前程贸易总公司的帐户上，同时也通知了刘文斌。可等到说好的提货时间，出人意料的事生了：刘文斌和黄仁德一直都找不着人，打“大哥大”也被告知之关机。只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刘文斌和黄仁德两人联手略施小计，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阴谋终于得逞，一下子就“赚取”了何秋霖的二百万。他们之所以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除自身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外，而与当时处于混乱无序之中的经商热潮不无关系。

直至此时，何秋霖才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受骗上当了，因为他没有得到刘文斌合同上的任何承诺和保证。再去火车站五号仓库询问后，他又得知那里堆放的白糖与刘文斌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一连半个多月，刘文斌和黄仁德仿佛从地球上蒸了一样，沓无音讯。此时，何秋霖愠怒了，可大错铸成，木已成舟，为时晚矣。

因为被上家蒙骗了，所以成为蒙骗下家的骗子。在那位北方客户的眼中，何秋霖同样被看成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这一回，他可算惹上了大麻烦，被下家搅得鸡犬不宁，天天堵着公司门口，追讨那笔巨额定金。他越想越愤怒，本想到法院直接状告刘文斌和黄仁德犯下诈骗罪，可后来一打探，现象社会是此类事情的生多如牛毛，大都无法了了。依当时的相关政策是，像这些均未能按条款履行经济合同的违约行为都被当作“经济纠纷”来处理，只属于民事诉讼范畴。从此，何秋霖被夹在“三角债”当中，无可奈何，就像“钻进竹筒里的老鼠——两头都受气”，也只得整天哀声叹气了。

然而，更让人气愤不已的是，一个多月后，刘文斌反而主动地邀约何秋霖面谈。他怒气冲冲地来到前程贸易总公司，要与之理论。但尚未等他开口问责对方，刘文斌却拿出一份与糖厂签下的白糖购销合同，说自己早把那笔货款转给糖厂了，而糖厂并未给供货，才导致他无法向何秋霖履行合同，整件事情也就变成现在这种状况。

“那你直说吧，”何秋霖盘算来盘去，死不甘心地问道：“这事你怎么给我一个了结？”

“何总，这事基本上黄了。老实说，我也是没办法呀！”刘文斌愁眉苦脸地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双手一摊，又装模作样地说道：“如果你实在气不过的话，那就到法院告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