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在朱枸夫人的“要挟”下，我们登记了。她请了几天假回来，我们照了一张相，到民政所就把事情办了。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张床，几个朋友吃了一顿饭，那天晚上我喝得大醉，人事不省。人生大事就这么悄悄地解决了。不像现在的人，惟恐天下不知，大发英雄帖，广而告之。我倒觉得结婚是一件比较私人的事情，没必要那么张扬——其实是自己没有钱，想办也办不了，那时候也确实没有心思办这事情。再过一段时间，朱枸夫人居然通过她老爸的关系，调了回来，我们终于住到一起。

一年后，单位集资建房，这个事件对我的打击是空前的，尽管集资的钱只是三万块，但对于我来说，那是绝无可能的，家里老父亲的病已经已经到了晚期，还要我拿钱回去买药呢！尽管如此，父亲的病还是越来越重，到了1993年的中秋节，也就是我工作后的一年，再次发病，农历8月23，升天而去，连一天的福都没有享。不但没有享福，我觉得他过得一般人都要清贫，尽管他开着杂货店，但他用的是一根像拔火棍一样的牙刷，上面都没有几根毛了；毛巾也是，破破烂烂的，像一张烂鱼网；牙膏也是基本不用的，用的话，那点份量，我估计就是老鼠药吃下那么多都没事。我向单位借了3000块钱回去，哥哥和弟弟也筹了点钱，将他安葬了。亲戚全部都是穷人，不可能有钱借给你。所以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集资。不过单位还是将两间房租给我住，基本上能安顿下来了。

1994年农历的12月一个清晨，女儿出生了。那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季节，我在产房外面踱来踱去，不简短地抽着烟，一边聆听里面的响声，心急如焚。到护士将一个皱巴巴的小精灵抱到我前面时，我看着这个小生命，心里涌起一股柔情，眼眶慢慢地湿润了。她投生到这个贫穷的家庭，注定她也要跟着吃苦。养育小孩的过程乏善可陈，除了辛苦还是辛苦。初为人父的我开始感受到生活的巨大压力。由于朱枸夫人没有奶水，基本上都是给女儿喂奶粉，她稍为长大一点后，一个月要四罐，一罐就是60多块钱，我可以捉襟见肘了，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有时候居然连买奶粉的钱也要凑上好久，我感到了无比的悲哀。

那时候，除了生活，还有两件事长期困扰着自己。一就是姐姐的工作问题，靠朋友介绍，她暂时到一家工厂推斗车，一种相当艰辛的工作，但是好象姐姐有点满足了。二就是越长越高的债务，到了1994年，我的债务已高达5000多元了。如果单靠领工资的话，不吃不喝也要两年才还清。不过畜牧局也算一个不错的单位，年底总会有一些收入，我相信不久我就能还上它。这些困惑，几乎将我压垮，所以在我日后有两部中篇小说《初出茅庐》和《斯文扫地》，说的就是那段时间的一些经历和感受，发表后，深得编辑和读者的好评。有一位读者隆恩教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说：尽管现实生活是那么的艰辛无奈，但流淌在作者血脉里的，依旧是汩汩深情——与其说是深情，不如说是希望。

这时候，有一件事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县文化馆，也就是刚毕业时想要我的那个单位，还是想要我过去，搞专业创作。毕业两年来，由于工作压力巨大。我已经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了。所以这工作对我说也是有点吸引力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文化馆拥有比较多的实业，什么歌舞厅、游乐场、照相馆之类的，他们答应，只要我答应过去，就解决我姐姐的工作，转为合同工，安排在游乐场干活。一听到这个消息，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尽管很多的人百思不得其解：放着那么好的单位不在，却要到那种清水衙门。

人们常说，人生最关键的几步路，需要注意，我在不经意中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