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涧仁不在乎：“对，我就是天下为公。”

蒋道才就不掩饰讥讽了：“可你还不是为了赚钱！”

石涧仁还是不在乎：“如果我兜里没钱，今天就不能先斩后奏的把办公楼层租下来，如果我没钱，我就不能轻轻松松的在三天内调集两百名工人全面进入这片古街道修缮改造，如果我没钱，就没法垫付这起码五十万到一百万的改造费用，正因为我能赚钱，所以我才能不需要每一步都仰仗别人施舍，尽可能提高效率的按照我的思路去进展，我再重申一遍，这个古街道应该成立一家管委会占有百分之四十，本镇居民占有百分之六十的股份制公司，一切按照管委会管理下的公开账目去运行，主要收入就是用来改善本镇居民生活条件，也算是为你的经济开发区产业抹平后顾之忧，我这边投入的钱就当是低息贷款，利息按照普通银行利息价码来，旅游景点有稳定收入以后逐步回收，我个人不从中牟利，也不算我的产业，因为我不允许我的关联企业进入风土镇赚哪怕一分钱，这次只是借调我的人手和资源，最后一并结账就是了，怎么样？”

蒋道才也摆出有钱的架势：“我能有什么后顾之忧？”

石涧仁张口就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接下来你搞花木基地肯定需要征地，我想你在这里已经挂职快半年，也应该知道国内现在的土地承包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是承包给了农民的，而且越是肥沃善种的土地就越是抢手，修建这栋办公楼的征地补偿款据我所知都还没有发到农民手中，如果不摆平这些农民的心中疑问，我敢担保你的征地会遭遇些困难，现在不需要你去费心，我来帮你把这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解决了，你大可以专心扑到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上面去。”

蒋道才哂然而笑：“你都把好处给我摆到这种地步了，我还不笑纳，岂不是傻得透顶了，沈德云书记虽然是兼任的，不在这边办公，但我们做出这些大动作，也是照例要向他汇报的，那你去跟他谈这些事情，我跟国内这些官僚交流起来，觉得格外费力。”

石涧仁松了一口气，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流的确是要容易很多，不至于出现官场上那些死要面子活受罪，硬扛着也要争一口气的内斗，现在大家谈利益就好：“记得我们挂职的时候，你说过你对比较一下内外政体有兴趣，现在有什么结论么？”

蒋道才的表情终于缓和下来：“新加坡是个威权国家，精英阶层和普通阶层之间的鸿沟是非常清晰存在的，普通人生存绝对比在中国要轻松容易，有饭吃，有房住，养老保险制度也很完善，人生如果想有所追求也是很容易的，旅游、游学、感悟人生这些东西在大多数欧美国家都比中国容易相守到，但唯独是想要往上走，改变自己和后代的命运，想成为精英阶层，统治阶层或者富裕阶层，那还真不如中国这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体制。”

石涧仁听见骂体制的够多了，这种来自一个富裕海归派的评价还是很感兴趣的：“能细说一下么？”

蒋道才笑笑，就抱着手臂站在路边看那些公务员忙碌办公家具：“居者有其屋，听着好听，但新加坡四分之三的人都是住在组屋，也就是国内还比较少的政府廉租房，同样的道理你去欧洲看看，那边生活条件也不是国内以为的那样过得有多好，只是社会福利保证了能比较自由的活下去，但基础设施老旧不堪，各种条件简陋，要不是人文环境不错，真的没什么可推荐的，实际上最为国内诟病的舆论自由，新加坡的管制远比国内严格，起码我俩这样随口王八蛋来去也没人当回事，你看看国内书报杂志上面对政府部门的批评那才叫犀利，我看了都流汗！”

石涧仁现在是搞懂了界线：“只反贪官不反朝廷的话，怎么说都可以的，政府机关的对比呢？”

蒋道才点头：“这恐怕就是我感受的重点了，别看国外，特别是欧美地区很多领导人政务官都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可选完了以后，各级政务官治下的各种事务官，特别是油水比较大的企事业单位一把手二把手，通常都是领导人竞选时候身边红人、幕僚、盟友或者竞选经费大金主来担当，虽然看起来一切都是走的法定程序，但实际上由上峰举荐占了绝大多数，这种不是由同一部门众多事务官员中提拔的模式，往往容易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这点做得最好的反而是日本，他们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完全分开，这两个体系是绝不交叉的，而中国却又是不停的转换角色，各有千秋，但中国这种模式的效率的确要高太多了。”

效率是高，两位管委会副主任站在路边交流，几十名公务员和不少家属里里外外的把整个办公室家具给搬过来，那个投资五百万的镇政府办公大楼，就此寿终正寝！

可现如今基层领导干部的选拔真的是有点无语啊，但起码通过这种讨论，两位作风迥异的管委会副主任开始逐渐有了共同语言，有了点磨合的意思。

蒋道才拍拍石涧仁的肩膀：“在我看来，现在的国内，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机做到什么样的规模，就取决于你我这种人的心态，因为对我们来说，赚钱已经只是个最低要求了。”

石涧仁保留性的同意这段话。(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