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惯兴以儿童来祝福、来祈祷、来欢乐的风尚，尤其重大的社会活动，都要让儿童来参加以烘托气氛。像熙宁年间东京久旱不雨，皇帝就下令东京的儿童着青衣，围绕着各坊巷贮满水、插柳、浮蜥蜴的大瓮，呼喊着：“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

这种庆祝方式，宋代称之为“小儿队舞”。

有了儿童起舞寄托吉祥，驱灾降福，即使是久旱不雨，人们也会将此当成赏心乐事。因为在享乐主义盛行的北宋，人们不太在于具体内容，“但贵其姱丽之容，是取悦于众目”。而皇帝生日动用“小儿队舞”表演，也是为了使“赏心乐事”的氛围更浓……现代人看不到这场景，但可以从宋代的《百子嬉春图》来感受这场景的迷醉。

“小儿队舞”组成的花车巡游持续了一整天，巡游队伍走遍了杭州城的大街小巷……第二天，进入了团练蹴鞠表演。

苏轼还有一个官职是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原本在天宁节这天他要检阅禁军的，并在这一天组织禁军表演，以祝贺天宁节，但由于他实在分不开身，禁军表演就顺延到了第二天。

宋代大多数禁军不是用来战斗的，是用来表演的，他们每年的训练就是为了在节日里为百姓演出。汴梁城的禁军任务重，他们要在金明池开放日，以及元宵、寒食、中秋、冬至，还要在天宁节表演。而移戌外地就粮的禁军任务清闲，他们每年表演的重轴戏只是天宁节。

这天表演的是一种有球门的蹴鞠运动。

这种蹴鞠运动，较之不用球门的蹴鞠运动稍有对抗性。参加运动的人需分为两队，每队各有16人，计有球头、正挟、头挟、左竿网、右竿网、散立等，两队总共32人，通常又被各自唤做“左右军”。

苏轼指着场地向赵兴介绍：“离人，你看过金明池的表演吧，那里人多场地小，一般不搞这样的比赛，但在外地，禁军在天宁节最常做的就是蹴鞠赛。”

这场比赛是在杭州校场举行，比赛对百姓开放的，往常这校场是禁止百姓出入的，现在，场外人山人海，连墙头上都蹲满了人。赵兴比量了一下场地的大小，问：“这场地有尺寸规定吗？”

苏轼好奇的瞥了一眼赵兴：“规定尺寸干嘛？人常说：有多大的场子摆多大的阵。各地校场大小不一，官家规定校场大小，反而令大家放不开手脚……嗯，倒是那球门有尺寸规定：两根高三丈二尺的木柱立在那里当作球门，木柱相距二尺八寸，网阔九尺五寸，球门上有一个大小三尺左右的‘风流眼’，作进球用……”

“我不信”，赵兴一翻白眼——古人关于尺寸的东西，从来都不可信。

那门柱有三丈二尺高吗？这高度相当于两根电线杆子的高度，可宋朝没有水泥电线杆，只能用木头当作门柱。长成十米高的树干，底部该有多粗？这样的门柱竖立起来，因为十米高的柱子经常有球撞击高处，高处还挂个网，为了防止被风吹倒，所以埋入地下的部分至少需要两米。也就是说，那两根门柱必须采用十二米高度以上的巨树，那是什么树？

“拿尺子来，既然有规定门柱高度，我们需按规矩来，让我量一量门柱符不符合规定”，赵兴一边说，一边嘴里嘟囔：“把球踢到十米高的风流眼，贝克汉姆能不能做到都成问题，我就不信这门柱符合要求！”

“离人，休得胡闹。书上说尺寸有虚指泛指的说法，这里说三丈二尺，那是一个泛指，极言门柱之高——你怎能如此无趣，要去量一量那高度呢？”苏东坡急忙劝止。

赵兴点点头，泛指，这就对了，现代足球，球门高度也就两米四四，赵兴觉得“风流眼”竖立的高度，比现代球门高不了多少，最多有三米，怎能说有三丈呢？

“公平，我只想着两球队的门柱需同样高，这才公平……等等，书上说？这门柱高度是在什么书上规定的？”赵兴问。

苏轼是老师，这时候老师的脾气发作了，耐心的教导说：“传说黄帝擒蚩尤，充其胃以为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此为蹴鞠之始。刘向《别录》言：‘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所以，至汉以来，蹴鞠就是军中之戏。至于这些门柱高度嘛，原无定例，说到这尺寸……也许是汉代《蹴鞠新书》中交代的。”

苏东坡的乱用典故可是有名的，据说他考状元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上古时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这个例子让博学多才的欧阳修看上了，他回家翻了好几天书，找不到相关记载，特地把苏轼叫来问一问，苏轼脸部红心不跳的回答：“那例子是我编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说的蹴鞠来历，赵兴不敢全信，好在他也就是想求证一下是不是自己眼神出了问题，如今知道他眼神没问题，门柱高度只是个虚指，便不再说话，拱手请苏轼宣布开球。

苏轼一挥手，蹴鞠比赛开始了。按宋太祖规定：左黄右黑。亦即左军队员穿黄袍下场，右军穿黑袍。两军在场中排好了阵型，裁判秦观敲响了铜锣，左军开球，右军转身下场。

只见左军球头将气球踢得团团转，踢过数遭，再将球传给两个次球头，次球头演示蹴鞠的二人踢法，在场中做出许多舞蹈造型，将球传来传去，引得众人齐声喝彩。而后次球头再把球传余人，最终穿给球头，球头拉开步子，先踢几个过肩球，把球踢得团团乱转，而后一个大步将球踢入“风流眼”。

“一胜！”场外轰然暴喊。秦观在台上敲一下响锣，神色淡定的裁定：“左军一胜！”

左军鞠躬下场，轮到右军上场表演了。右军接球后，依样将球踢过数遭，再传给球头，球头扬起脚，将球踢向“风流眼”，随着球偏离“风流眼”飞出，场外响起一片叹息声。

赵兴打了个哈欠。这时，场中交换了球，又开始由左军表演。这种表演性的球赛，宋人看的如痴如醉，赵兴却对这种一点没有对抗性的比赛提不起兴致。他看的昏昏欲睡，直到秦观用小锤轻轻推醒了他，他方擦着口水，朦朦瞪瞪的问：“谁赢了？”

蹴鞠表演是一种类似艺术体操一样的东西，球头将球踢得一人高，做几个造型，而后接住球，或转身踢给同伴，或继续担任表演。球踢一人高也就是三米左右，做几个造型动作最少需要花费3秒，在这三秒中的时间内，球要保持缓缓飘动状态。也就是说：蹴鞠球速每秒一米。这种飘动速度只能是“气球速度”，以此方便球员表演。

这种速度缓慢，纯粹表演的球艺，让见惯现代歌舞与艺术体操的赵兴觉得乏味。而“比赛”结果是：左右军各自踢了五球，右军居然后来居上，赢了这场球。目前左军球头正在接受“吃鞭”惩罚，苏东坡拿着一个鞭子，象征性的轻轻抽了左军球头三下，而右军球头则赢得一个银酒杯和十六匹锦缎。那些获胜的人将锦缎缠在脖子上，活像现代的绶带一样披挂起来，腆着肚子望着苏东坡。

苏东坡高喊：“点呈！”

随着这声喊，杭州现役的官妓穿的花枝招展走上台来，先冲苏东坡鞠了个躬，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的官妓向苏东坡唱名。宋代尚红，所以官妓中的佼佼者准许穿红衣，号为“行首”。她们首先上场向苏东坡禀报各勾栏瓦舍的点名的果。

古代中国什么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是有规定的，另两队官妓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着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前者是普通歌舞伎，后者不插珠翠而插花，是因为她们等级高于前者，仅比行首略低，现代呼之为“当红歌手”，或者“一线歌手”。

行首把应到人数、实到人数报告完毕，苏东坡的倭仆已经牵过了高头大马，苏东坡一马当先，带领队伍出发，他身后跟的是各级官员，然后是蹴鞠比赛的胜利者。这队人身披锦绣，趾高气昂跟在官员后面，官妓们则或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而伏侍官妓的婆嫂们则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

长长的队伍出了军营不久，当地富绅举子开始捧着酒杯，托着诸色果子蜜饯向官员献酒……其实，这时候官员并不是百姓的宠儿，那些官妓才是今天的主角，青春年少的市井百姓频频向中意的“相好”劝酒，不一会，队伍逐渐拉开，官妓们越走越慢，官员们越走越快，两队人马各自找不见了。

这也是这场游行的应有之意，今天，官妓与蹴鞠比赛的获胜者才是英雄。当地官员把他（她）们领出了比赛场后，任务就算完成了，剩下的时间就由百姓们闹去，官员们只顾埋头往赵兴的城堡一溜快跑，中途没有回头。

赵兴倒是一路上回过几次头，他意犹未尽地观赏着官妓们的盛装游行，那些官妓队前，有借请来的诸司人家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有手擎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卫护，引动得成千上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一时形成了宋时特有的“万人海”场面。这场面让赵兴有点熟悉，有点迷失……

官妓们的队伍后面是诸军效用，他们顶着各色凉伞、舞着小银枪刀、带着诸般斗笠、手里耍着杂彩梭球、打着杂彩旗儿、敲着单皮鼓，而后团练舞着大小采莲船，敲着番鼓儿、大扁鼓、手持道扇儿、篮儿、一竹竿、竹马儿……一时间，杭州百姓空城而出闹出的巨大喧喧嚣，令人头晕目眩，目醉神迷。

今天还是官员的放假日，官员放假，意味着收税的人没有了，许多杭州百姓摇身一变，变成了行商，他们贩售着泥黄胖（儿童泥偶玩具）、糖蜜糕、灌藕、时新果子、象生花果……

赵兴城堡口卖货的商贩里还有几个熟人，那是以色列人的家眷。杭州官员们走到这里，都停下脚步，乐呵呵地看着这群“逃税百姓”，只听那些金发碧眼、红发白肤的犹太妇女夹在队伍里面，用怪腔怪调的宋语向路人兜售着花环钗朵、箧儿头饰、销金裙、缎背心、销金帽儿、逍遥巾……

“这些狡猾的犹太人”，赵兴尴尬地轻骂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