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混乱，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纷纷起义，“百姓贫耗，穷民犯法”（《汉书·刑法志》）。

“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主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书·酷吏传》）。

汉武帝采用的政策则是任用张汤、赵禹、王温舒、减宣、尹齐、杨仆等酷吏，实行残酷的高压统治。汉武帝之前，从高祖到景帝，历经四代皇帝，《汉书·酷吏传》不过收录了两个酷吏，而武帝一朝，就有酷吏十一人。

刑罚一再加重。律令从汉初刘邦在位时的九章，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只“大辟”一项就有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以死刑为例比的刑法多至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汉书·刑法志》）。

即使如此严苛的刑罚，依然不能阻止走投无路的百姓起义。

汉武帝一直希望四夷臣服，但直到他死，四夷问题也未真正解决。因为内乱，匈奴、西羌、西南夷、乌桓等外族的外乱也纷起。

汉武帝晚年，面对岌岌可危的大汉天下，想到秦朝亡于穷民起义的前车之鉴，才意识到自己一生之过，向天下颁布《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只是汉武帝虽有心改过，却年事已高，无力回天，只能将风雨飘摇的大汉社稷传给了年仅八岁的汉昭帝。